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在长达十四年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各族人民空前团结、同仇敌忾，书写了中华民族艰苦卓绝、气壮山河的伟大史诗。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打破了近代以来中国屡战屡败的屈辱循环，是中华民族从自在走向自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空前增强的关键历史节点。
生死存亡的危机：激发整体意识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空前危机，激起了全体中华儿女奋勇抵抗的坚定意志和共同行动。
亡国灭种危机催生整体意识。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关东军迅速占领中国东北，建立伪满洲国，将侵略矛头直指华北乃至全中国；1937年日本军国主义蓄意制造卢沟桥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亡国灭种”的现实威胁使国人深刻认识到：任何地域、阶级、党派的差异都微不足道，唯有以“中华民族”为整体进行抗争，才能避免完全沦为殖民地的命运。因此，无论是东北的抗日联军、华北的八路军、华中等地的新四军，还是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军队，虽有作战区域和政治立场的差异，都以“驱逐日寇、还我河山”为目标。
▲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门。新华社 发
地域壁垒的打破与全国性动员。抗日战争前，中国长期处于军阀割据状态，地方势力与国民政府的矛盾、不同地域间的隔阂十分严重。抗战爆发后，数百万东部沿海地区的工厂、学校、科研机构迁往西南、西北内陆，上海的江南织造局、金陵兵工厂迁至重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西迁至昆明组建西南联大，大批知识分子、工人、农民背井离乡，在大后方重新聚集。这种人口与资源的大规模流动，使不同地域的人们加深了了解、促进了团结。此外，由于战争需要全国范围内的资源调配，在全国军事的总动员、全国人民的总动员下，各地各民族踊跃参军、筹集物资，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民族命运紧密相连的意识进一步增强。
统一战线的实践：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抗日战争的胜利，离不开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不断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包括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政党、团体、爱国人士、少数民族、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最大限度动员了全国的军队和老百姓，凝聚起中华民族坚不可摧的磅礴力量。
国共合作的示范意义。1937年，面对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的严峻局势，国共两党以民族大义为重，实现了第二次合作。1937年9月，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蒋介石发表谈话，指出团结御侮的必要，实际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中国共产党领导开辟的敌后战场和国民党指挥的正面战场协力合作，形成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局面，向全国人民传递了“中华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的信念，这一信念也成为凝聚各党派力量的核心共识。
“三三制”原则的重要作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主根据地实行“三三制”原则，即抗日民主政府在工作人员分配上，共产党员、党外进步人士和中间派各占三分之一。这样做可以容纳各方面的代表，团结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各阶级、阶层，调动了各方面积极性，推动了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民主政治建设和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的发展。在陕甘宁边区，通过普遍、平等、直接的选举，农民、工人、知识分子、商人等都有机会参与政权管理。同时，通过在根据地实行减租减息、发展合作社经济、建立男女平等的婚姻制度等一系列政策，极大地改善了民生，凝聚了人心。
▲游客在位于湖南省怀化市芷江侗族自治县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参观（2024年5月2日摄）。新华社发
各民族的共同参与。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共同参与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增强的重要体现。汉、满、回、朝鲜、白、蒙古、鄂伦春、鄂温克、达斡尔、赫哲等各族人民组建东北抗日联军，回族将领马本斋领导回民支队驰骋冀中平原，西南各族人民仅用9个月时间就建成滇缅公路、保障了国际援华物资的运输，新疆各族人民成立“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开展抗日宣传和募捐活动，乌兰夫等共产党人在内蒙古组建抗日武装、抵制日本的“满蒙独立”阴谋。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推行民族平等政策，并在内蒙古、宁夏等地初步探索民族区域自治的实践。1941年颁布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明确规定，“依据民族平等原则，实行蒙、回民族与汉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平等权利”。民族平等政策消除了历史上的民族压迫、民族歧视，促进了民族团结，增强了各民族对中华民族的认同。
海外华侨的支援。海外华侨是抗日战争中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他们的支援行动不仅为国内抗战提供了物资保障，更强化了全球华人的中华民族认同。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在1938年发起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号召广大华侨为国效力；在美国，爱国华侨司徒美堂领导的致公党积极动员华侨捐款捐物，组织华侨青年回国参军；在欧洲，华侨学生和商人成立抗日团体，向世界宣传中国抗战的正义性。据统计，抗战期间，海外华侨向国内捐款逾13亿元（法币），捐献大量飞机、坦克、卡车、救护车、药品、衣物等物资。此外，还有一大批华侨回国参战，编入正规军或游击队。海外华侨用行动证明：无论身处何地，华侨都是中华民族的一员，这种认同不因地理距离而减弱。
文化认同的增强：凝聚中华民族精神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面对日本侵略者的文化殖民政策，中国文化界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通过对传统文化的现代诠释和对民族精神的提炼，弘扬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为全国各族人民同仇敌忾、共御外侮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历史记忆的唤醒。抗日战争时期，历史学家顾颉刚、傅斯年等发起“史学研究会”，用新的史学方法梳理中国历史，证明中华民族是经过长期融合形成的统一整体；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强调各民族共同创造中华文明的历史。历史上的民族英雄成为激励全民族抗战的精神符号。如，岳飞的“精忠报国”、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作为中华民族反抗外来侵略的象征，被广泛弘扬。这些实践既传承了传统文化的精华，又适应了现实的抗战需求，使国人在历史与现实的贯通中感受到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和统一性。
《我们的国歌，从烽火中走来》（见“中国民族报视频号”）
文艺创作的动员。抗日战争时期的文艺创作以“救亡图存”为主题，通过音乐、戏剧、文学、美术等形式，将民族情感转化为直观的艺术形象，发挥了强大的动员功能。音乐方面，田汉、聂耳创作的《义勇军进行曲》以激昂的旋律和“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呐喊，成为凝聚民族力量的精神旗帜；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以黄河为象征，展现了中华民族的苦难与抗争。戏剧领域，曹禺的《雷雨》《日出》通过对社会黑暗的揭露，呼吁人们奋起反抗。文学方面，老舍的《四世同堂》通过祁家四代人的命运变迁，展现了抗日战争中北平市民的民族觉醒，其中对“亡国奴”悲惨境遇的描写，激发了读者的爱国情感；巴金的《家》《春》《秋》三部曲，以封建家庭的崩溃隐喻旧中国的衰落，呼吁青年一代为民族复兴而奋斗。美术方面，徐悲鸿创作的《奔马图》以骏马象征民族的奋进精神，承载着与家国命运同呼吸的人文关怀。这些文艺作品激发了共同的民族情感，强化了对伟大祖国、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有效动员了全民抗战的力量。
教育体系的改革。教育是塑造认同的重要途径。抗日战争时期，全国各地对教育体系进行改革，将爱国主义教育置于重要位置。在延安，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以“团结、紧张、严肃、活泼”为校训，培养了大批军事和政治人才，其课程设置以“为抗战服务”为核心，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在西南联大，闻一多、冯友兰等教授开设中国文学史、中国哲学史等课程，弘扬传统文化承载的民族精神。中小学也在教材中增加了抗日英雄事迹、民族历史和地理知识，培养学生的国家观。这些教育改革使年轻一代从小就树立了中华民族的整体观念，认识到个人与民族、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为中华民族由近代以来陷入深重危机走向伟大复兴确立了历史转折点。当前，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我们要铭记抗战历史、弘扬伟大抗战精神，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不断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凝聚起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磅礴力量。
（作者单位：阿克苏职业技术学院）
